第102章昭帝改革
自王朝初期以来，朝廷习惯于对个人赐给某些名誉官衔（如侍中）。这些人没有特定的职责或官俸，不过是荣誉或受宠的标志，接受官衔的人数也没有正式限制。他们能随意进入皇宫，个人可以伴随皇帝，从皇帝那里分得一部分权力，渐渐地形成一个势力集团。这个集团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内廷，而被正式任命和有官俸的文官组成的势力，就被称做外廷。
如果一名侍中，得到皇帝的任命，去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，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指责和权限而行使其权力。久而久之，皇宫大内最有权力的人物，不是丞相，不是将军，而是尚书令，因为他能直接觐见皇帝，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。而在这一群人中，以大司马的名誉头衔最高，因此所获的权力，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此刻的霍光，便是出于内廷之中的官员，能够直接和皇帝接触，也就掌握着甚至比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还可怕的权力。
恰逢此时，霍光有感于苏武的志气，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的他召还京都长安，任为典属国。燕王着手布置诛除霍光的事宜，知晓霍光竟然做出如此举动，遂心中大喜，忙向皇帝上书，诬告霍光意欲借助匈奴兵力，同时暗自调动京城兵力，封锁都城，目的就是为推翻昭帝，自立为帝。燕王刘旦继而请求皇帝准许自己带兵入宫，旨在为了防止霍光，拱卫皇帝和京师。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不在朝堂时，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，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“罪状”，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，进而废掉汉昭帝。这封信很顺利的递到了昭帝的书桌上，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，昭帝虽然貌不惊人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很明智的举动，但实际上却聪明得很。所以揭发信到了昭帝手中，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，一方面，他不相信燕王所说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想顺势看看，霍光对于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。霍光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情，于是，到了第二天他便故意不上朝，而是站在先帝所赠“周公背成王图”的图画面前，以示清白，同时也要昭帝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果然，昭帝见霍光竟然没有上朝，遂当朝问道：“霍卿家何以会不来上朝？”上官桀乘机说道：“这正证明了霍光的心虚，他定然是知晓了燕王刘旦的告密信，由此可见，其情报网络的严密，陛下危矣，请责罚于他。”哪知昭帝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，他诏来霍光，淡然笑道：“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，你是没有罪的。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，时间用不了十天，燕王刘旦远在外地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！况且，你如果真要推翻我，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！”
上官桀想不到，己方几个人苦心经营的计谋，竟然叫这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子给一语揭穿，不禁对昭帝心生恐惧。朝臣见皇帝如此聪明果决，心生赞叹之余，也不禁生出了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的心思。
一计不成，自然又生二计。上官桀等人的阴谋，在昭帝的火眼金睛之下，自然不攻自破。于是，上官桀等人遂决定铤而走险，用最后的武装手段解决问题。上官桀给燕王献计，要长公主配合自己，先麻痹霍光，让他降低防范之心，继而宴请于他，在宴会上杀了他。如此，则昭帝就成为没有翅膀的鸟，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上官桀等人万万没有料到，事情会出在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身上，可谓百密一疏。那人听闻上官桀的计谋，遂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（司马迁之婿）告发，杨敞为人正直，忠于朝廷，但是为了明哲保身，遂将此事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。此人专门行别人不敢行的事情，他毫无顾忌地将此事告诉了昭帝和霍光。于是，事情败露，霍光和皇帝决定，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，就先发制人。昭帝连夜下令，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，上官桀还没有明白疏漏出在哪里，就落得个殒命灭族的下场，而长公主、燕王刘旦也自知不得赦免，遂自杀身亡。
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，还没有开始实施，就被霍光粉碎了。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，又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所以未被废黜。纵观全局，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，一者，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；二者，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，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，因为天下都知晓，武帝遗诏，是立刘弗陵为帝；第三，则是御下不严，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，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，到了事发之后，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，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。
从此，霍光独大，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，霍光渐渐从一个“忠臣”转变为一个“权臣”。
从性质上说，霍光与上官桀、燕王旦等人的斗争，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，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。霍光等人，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，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，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，他所代表着的，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在一定程度上，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压制，以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，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，就显示了这种情况。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，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，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、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，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，从而推动社会前进。
此后，霍光权倾朝野，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，让其弟弟、儿子、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，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。此时此刻，昭帝才只有十四岁，后人评价说：“汉昭帝年十四，能察霍光之忠，知燕王上书之诈，诛桑弘羊、上官桀。高祖、文、景俱不如也。”
眼见昭帝如此大才，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，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，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。
因此，霍光决意，一心辅佐昭帝，在他的辅佐下，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。一者，霍光看到，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、四处封禅，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，农民负担沉重，大量破产，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。于是，霍光建议昭帝，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，裁汰冗员，减轻赋税，与民休息。二者，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，昭帝继位之前，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，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，不敢表露心迹。如今，霍光大权独揽，遂和昭帝商议，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，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，以改善双方的关系；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，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、乌桓等，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，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，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。三者，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，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，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，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。武帝时期，就实行盐铁专卖，引起天下议论，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，霍光便于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召开“盐铁会议”，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。桓宽所编著的《盐铁论》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，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，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，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，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、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。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，官营盐铁、酒榷、均输等政策的实行，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，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，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，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、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。于是出现了官吏“行奸卖平”，而“农民重苦，女红再税”的状况，以及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”的局面，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，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。
因此，早在昭帝即位之初，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、酒榷、均输等经济政策。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，昭帝始元元年（公元前86年）闰十二月，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，察举贤良，访问民间疾苦，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。经过争论，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，但取消了酒的专卖。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、均输等政策，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利益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，调整了阶级关系，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。总体而言，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，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，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，国力得到增强，史称“百姓充实，四夷宾服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评价道：“武帝之末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霍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愎文、景之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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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名侍中，得到皇帝的任命，去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，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指责和权限而行使其权力。久而久之，皇宫大内最有权力的人物，不是丞相，不是将军，而是尚书令，因为他能直接觐见皇帝，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。而在这一群人中，以大司马的名誉头衔最高，因此所获的权力，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此刻的霍光，便是出于内廷之中的官员，能够直接和皇帝接触，也就掌握着甚至比长公主和燕王刘旦还可怕的权力。
恰逢此时，霍光有感于苏武的志气，将被匈奴扣留十九年之久的他召还京都长安，任为典属国。燕王着手布置诛除霍光的事宜，知晓霍光竟然做出如此举动，遂心中大喜，忙向皇帝上书，诬告霍光意欲借助匈奴兵力，同时暗自调动京城兵力，封锁都城，目的就是为推翻昭帝，自立为帝。燕王刘旦继而请求皇帝准许自己带兵入宫，旨在为了防止霍光，拱卫皇帝和京师。上官桀企图等到霍光不在朝堂时，将这封奏章送到昭帝手中，而后再由他按照奏章内容来宣布霍光的“罪状”，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共同胁迫霍光退位，进而废掉汉昭帝。这封信很顺利的递到了昭帝的书桌上，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，昭帝虽然貌不惊人，平时也没有什么很明智的举动，但实际上却聪明得很。所以揭发信到了昭帝手中，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，一方面，他不相信燕王所说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想顺势看看，霍光对于自己的忠诚度到底有多高。霍光很快就知晓了这件事情，于是，到了第二天他便故意不上朝，而是站在先帝所赠“周公背成王图”的图画面前，以示清白，同时也要昭帝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果然，昭帝见霍光竟然没有上朝，遂当朝问道：“霍卿家何以会不来上朝？”上官桀乘机说道：“这正证明了霍光的心虚，他定然是知晓了燕王刘旦的告密信，由此可见，其情报网络的严密，陛下危矣，请责罚于他。”哪知昭帝竟然一点也不为所动，他诏来霍光，淡然笑道：“我知道那封书信是在造谣诽谤，你是没有罪的。如果你要调动所属兵力，时间用不了十天，燕王刘旦远在外地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！况且，你如果真要推翻我，那也无须如此大动干戈！”
上官桀想不到，己方几个人苦心经营的计谋，竟然叫这个年方十四岁的小子给一语揭穿，不禁对昭帝心生恐惧。朝臣见皇帝如此聪明果决，心生赞叹之余，也不禁生出了死心塌地跟随皇帝的心思。
一计不成，自然又生二计。上官桀等人的阴谋，在昭帝的火眼金睛之下，自然不攻自破。于是，上官桀等人遂决定铤而走险，用最后的武装手段解决问题。上官桀给燕王献计，要长公主配合自己，先麻痹霍光，让他降低防范之心，继而宴请于他，在宴会上杀了他。如此，则昭帝就成为没有翅膀的鸟，只能任由他们宰割。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上官桀等人万万没有料到，事情会出在长公主门下一名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身上，可谓百密一疏。那人听闻上官桀的计谋，遂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向大司农杨敞（司马迁之婿）告发，杨敞为人正直，忠于朝廷，但是为了明哲保身，遂将此事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。此人专门行别人不敢行的事情，他毫无顾忌地将此事告诉了昭帝和霍光。于是，事情败露，霍光和皇帝决定，在这一政变未发动之前，就先发制人。昭帝连夜下令，将上官桀、桑弘羊等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，上官桀还没有明白疏漏出在哪里，就落得个殒命灭族的下场，而长公主、燕王刘旦也自知不得赦免，遂自杀身亡。
这场由上官桀发动的政变，还没有开始实施，就被霍光粉碎了。上官皇后因为年纪幼小，又是霍光的外孙女，所以未被废黜。纵观全局，其实上官桀等人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，一者，他们手中没有实际的权力；二者，燕王虽然是武帝子嗣，但由他继承皇位则名不正言不顺，因为天下都知晓，武帝遗诏，是立刘弗陵为帝；第三，则是御下不严，发动政变可是诛灭九族的大罪，他们却布置得一点也不严谨，到了事发之后，还不知道疏漏出在哪，而且没有任何可以抵挡一时的措施。
从此，霍光独大，权力的膨胀也刺激了野心的生长，霍光渐渐从一个“忠臣”转变为一个“权臣”。
从性质上说，霍光与上官桀、燕王旦等人的斗争，乃是封建官僚集团以及宗室内部争夺统治权的斗争，也是宗室内部争权夺利和官僚集团长期互相倾轧的总爆发。霍光等人，在武帝时期虽可以长期出入宫禁，但仍属朝廷中默默无闻的官吏，无论是实际的权力还是财富都难以和许多名门望族相提并论，他所代表着的，正是当时社会上中小地主的利益。因此，他在一定程度上，必然会受到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压制，以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等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，对于霍光辅佐的昭帝的不满，就显示了这种情况。从双方斗争的结果来看，上官桀、长公主和燕王旦的政变在无形之中被粉碎，也就使汉朝中后期大地主、大商人阶层整体利益受到一次沉重打击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，这就有利于抑制落后腐朽的势力的发展，从而推动社会前进。
此后，霍光权倾朝野，同时还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，让其弟弟、儿子、女婿等人也纷纷担任要职，霍氏一门的势力达到高峰。此时此刻，昭帝才只有十四岁，后人评价说：“汉昭帝年十四，能察霍光之忠，知燕王上书之诈，诛桑弘羊、上官桀。高祖、文、景俱不如也。”
眼见昭帝如此大才，霍光心中也暗自想到，这昭帝将来如果不出意外，必然能够成为一代明君。
因此，霍光决意，一心辅佐昭帝，在他的辅佐下，昭帝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。一者，霍光看到，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、四处封禅，造成了国力的严重损耗，农民负担沉重，大量破产，使得国内矛盾不断激化。于是，霍光建议昭帝，多次下令减轻人民负担，裁汰冗员，减轻赋税，与民休息。二者，则是对匈奴的战和关系，昭帝继位之前，霍光就对武帝穷兵黩武的做法心怀不满，只是那时候霍光实力太小，不敢表露心迹。如今，霍光大权独揽，遂和昭帝商议，一改过去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，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，以改善双方的关系；另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，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、乌桓等，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，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，也有助于皇朝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和专制权力的巩固。三者，则是主要在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，在上官桀等人未被诛除之前，霍光与他们便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分歧，那就是关于盐铁是否进行专卖。武帝时期，就实行盐铁专卖，引起天下议论，所以到了昭帝继位不久，霍光便于始元六年（公元前81年）召开“盐铁会议”，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。桓宽所编著的《盐铁论》一书对于此次关乎汉朝经济政策的讨论，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其实汉武帝的盐铁官营、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推行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，当时武帝正全力反击匈奴，国家财政陷于空虚之境，此等政策乃广开财源、增加赋税收入的临时政策。但是武帝没有预料到，官营盐铁、酒榷、均输等政策的实行，随着国家体系的延伸和战争的迁延，政策施行的结果逐渐违背了武帝的初衷，中小地主的利益深受损害，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、大地主及大商人之手。于是出现了官吏“行奸卖平”，而“农民重苦，女红再税”的状况，以及“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，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”的局面，大官僚大地主财富愈积愈多，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却日趋贫困。
因此，早在昭帝即位之初，霍光就依此要求改变盐铁官营、酒榷、均输等经济政策。为了给盐铁会议的召开做准备，昭帝始元元年（公元前86年）闰十二月，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，察举贤良，访问民间疾苦，搜集事关盐铁政策的材料证据。经过争论，昭帝下诏依然保留盐铁专卖，但取消了酒的专卖。后来又逐步废除了盐铁官营、均输等政策，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利益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，调整了阶级关系，最终使汉朝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。总体而言，这三项措施的严格施行，使得武帝后期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三个大的方面所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，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，国力得到增强，史称“百姓充实，四夷宾服”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评价道：“武帝之末，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霍光知时务之要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。至是匈奴和亲，百姓充实，稍愎文、景之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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