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1章 两个合一_一世富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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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1章 两个合一

  晏殊此话一出口,气氛立刻轻松下来,就连整天都板着脸的徐平,也有了笑容。

  说了几句闲话,李迪问晏殊:“徐龙图编这一套《富国安民策》可谓是穷尽了心力,不辞劳苦。二十余万言,言之有理,言之有物,不知学士可否一言道之?”

  这是李迪在考较晏殊,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,该看的看了,该问的问了,该读的书也读了,总得说个一二三出来。不然光说回京帮着说话,帮着说什么呢?

  晏殊考虑良久,才道:“以不才观之,可用四个字——生财有道!”

  四字出口,在场的人一起笑了起来。这话对,可也不对。对是对在概括了书中所禀持的原则,一直讲理财,但又时时不忘不是为了聚财而理财。不对是太空泛,实际没有涉及书中的具体内容。这也难怪,晏殊对那些具体的政策实在说不出什么,没有经验,没有感触。在他看来,能够不违儒家根本而生财,已经很难得了。

  李迪对晏殊知之甚深,也不再多问,又问陈尧佐:“陈相公又做何解?”

  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自足!此一句话自古以来不知道多少人说过,但真正说透了,让人相信能够做到的,只有此一《富国安民策》!”

  陈尧佐是真正细读了的,而且处理政事的经验丰富,李迪一问便脱口而出。

  听了陈尧佐的话,李迪不置可否,又对徐平道:“在老朽想来,若是让徐龙图说必然不同于你们二人。龙图,不知是也不是?”

  徐平笑了笑:“此是人之常情,同样的东西,看在不同的人眼里,总有细微不同的。”

  “那龙图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策?”

  “天理即人欲,人欲即天理,天人合一。”说到这里的时候,徐平顿了一顿,“国事即民事,民事即国事,国民合一。”

  徐平说完,李迪手扶胡须笑道:“不出老夫所料,龙图果然思虑深远。此一策起篇从天理人欲讲起,又岂只是理财之策?有这两句话,《富国安民策》就不仅是治国之术,而可称之为治国之道了。以道传天下,足成一家之言!”

  李迪的评价,明显比陈尧佐和晏殊两人的评价高,也说明他看到了更深的东西。而这一句评价,让徐平对李迪刮目相看,这位老宰相的声望果然不是白来的。

  自范仲淹被贬,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。越是重视,越是现其重要性,怎么评价都不过分。《富国安民策》编成,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,无非是自己被闲置,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。年未满三十,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,欲则不达,多在基层历练未必是什么坏事。惟一让他觉得可惜,心中放不下的,是范仲淹离去,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,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,自己却偏偏抓不住。

  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,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。第一范仲淹,第二欧阳修,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。至于朱熹等人,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,虽然重地是洛阳,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。

  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,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,很让人尴尬,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。对他的印象,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。

  北宋五子,邵雍还在共城种地,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,张载十岁出头,因为地处陕西边地,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,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,就连名字都还没起。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,便是理学的渊源了。当然令人尴尬的是,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,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。

  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,但在宋朝远远不是,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。从王安石变法,司马光反对,思想便分为两支,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,宋人则以新旧区分。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,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。影响他们思想的,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。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,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。

  宋人尊韩愈,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,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,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,学问在性命功夫。之所以尊孟,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,真正的内容,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,融合到儒家中来,后人所称援佛入儒。这也是从韩愈端,讲性情分别,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。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,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,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。

  司马光和王安石,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。心性在宋朝,特别是在北宋,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。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,讲实际的政治民生,而不是袖手谈必性,讲求个人修行。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,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,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。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,以《易》和《春秋》为宗的治国理论。对自身严格要求,关心民生疾苦,道之所在,奋不顾身。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,但正因为粗疏,也就没有破绽,一些大的原则,怎么说都是对的。他留给后人的,是一种精神,这种精神激励后人。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,反而不重要。

  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,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,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。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,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,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。

 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,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。看得多了,便就敏锐地现一个问题,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,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。

 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,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,王安石变法不用讲,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。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,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,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,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。

  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,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,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。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,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,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,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。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,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,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,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,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。

  把历史人物庸俗化,把历史事件简单化,把历史进程虚无化,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,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。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,再没有觉悟,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,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。

 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,生产力的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,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,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。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,政治结构变动困难,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。

 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,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。强行推动,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,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,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。现在万幸的是,范仲淹的出现,他的受人拥护,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,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。只要顺应时势,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,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。

 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,《富国安民策》出来,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。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,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。

 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,不能统一思想意识,改革终究会有波折。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,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,坏了名声,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。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,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。

  范仲淹离京,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,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,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。让机会白白溜走,他真地不甘心。

 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,用徐平前世的话讲,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,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。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,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,可以齐头并进,并不相互背离。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,并展成系统的理论,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。

 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,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,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。公利本于私利,而又不同于私利,最终的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。协调公利与私利的,便就是儒家的根本“礼”,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。“礼”是原则,法律是具化,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,又有不同,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。

 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,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,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。

 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《富国安民策》出来,书编成,却又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。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,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,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。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,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。

 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,做成了一件事情,却现目标永远在前方。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,但总是伴随着失落,也正是这种失落,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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